梁庆耀

 

共和国成立之时，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士不断向香港居民宣传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府的性质和特点，很多人都感到既惊奇又兴奋。当时，一位十六七岁小伙，为了证实地下党人讲的人民政府的官员和老百姓是平等的，特意去到也是殖民地的澳门，然后骑一辆自行车到珠海，想实地看看人民政府的官员和老百姓是怎样平等的。当时是1950年，澳门到珠海中间还没有设关卡，人们可以自由来往。小伙子到珠海后，果然看到当官的和老百姓连穿的衣服都差不多，站岗的士兵和首长也没有两样。年轻人总是向往正义向往光明的。小伙子经过与自己经历的香港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比，开始深深地景仰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回家后不久，小伙子背着父母，毅然决然地再次从珠海踏进祖国大陆。他要投奔共产党，把自己的青春生命奉献给共产党的事业。

小伙子可以继承祖业，当梁家的少爷，然后在香港创立属于自己的辉煌，但人各有志，他不图祖业，不爱家产，他向往正义，他向往光明，他知道此一去，不知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多少风雨磨难，但是他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旅程。

小伙子名叫梁庆耀。

梁庆耀找到共产党，很快投身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工作之中。关于广东省的土改，历来有很多不同评说，然而不论何种评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广东的土改工作比其他省的土改工作要复杂得多，斗争也显得更惨烈一些。这一情况，对于刚参加革命工作的梁庆耀来讲，考验显然是巨大的。然而梁庆耀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文化基础，很快找准了自己的位置，适应了工作，并以坚定正确的思想方法和积极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赢得领导的赏识和农民群众的称赞。土改结束后的1954年，梁庆耀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是梁庆耀第二次生命的开始。在之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把个人的理想和党的事业完全融合在一起，视革命工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他积极努力，永不懈怠；他正直无私，光明磊落；他多谋善断，敢于负责；他在任何大事大非面前，总是坚持原则，立场坚定；同时，他也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开拓工作。他当任中国工商银行惠州分行行长时，惠州分行基础极其薄弱，固定资产仅一百多万，但他以四两拨千斤的高超的技巧和智慧，在惠州很多重大建设项目上发挥了作为巨大的作用。如推动深惠高速公路项目上马运行的过程中，他怀揣着报告，日夜兼程跑省行和总行，一路过关斩将，以不怕磨破嘴不怕腿的精神感动了各级领导，使总金额5700万元的贷款获得通过，保证了深惠高速公路的高效建设。1984年，惠州市经委五名干部抽调出来搭班子搞了他工业发展公司，当时，规模小的可怜，没一分钱开办费，哪家银行都不屑于借钱给他们，然而当有一天他们把报告送到梁庆耀手上时，梁庆耀没有让他们失望。梁庆耀经过对报告的认真分析，得出两条结论：一是这个企业代表的是惠州市政府经济转型的战略构思，作为银行应该予以支持；二是报告本身思路正确，目标可行，措施得力，作为银行也应该予以支持。于是，他力排众议，很快拍板借给钱给他们。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庆耀真是慧眼识英豪，这家工业发展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年产值达到数十亿，并形成了拥有数十家企业且与日本、香港、荷兰、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合资合作生产上万种高新技术产品的庞大的企业集团公司。

在梁庆耀工作多年的银行系统，他已成为著名的工作狂人。基于对下级干部的关心和爱护，省行领导有一次竟命令他离开惠州休假一段时间。梁庆耀抗不过，只好被迫携妻子去到小金口镇一家温泉，开始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休假。可是，当天晚上，梁庆耀刚刚洗完澡准备休息，忽听有人敲门，感觉异常奇怪，因为他这次休假是尊上级领导要求秘密开始的，只有他的办公室主任一人知道，怎么会有人来找呢？拉开门一看，却是他的老乡，四十二军梁军长。梁庆耀无奈地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啊？”梁军长大笑说：“你我是老乡，你不会不知道我侦察兵出身吗？”第二天，梁庆耀只好打道回府。

在银行任职期间，梁庆耀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把手在做好导向、组织、协调、凝聚以及思想政治等工作中的“十感”方法，即：以身作则，给人以楷模感；作风正派，给人以公道感；心胸开阔，给人以豁达感；实实在在，给人以诚实感；谦虚谨慎，给人以稳重感；平易近人，给人以亲切感；管理有方，给人以敬佩感；多谋善断，给人以信服感；搞好福利，给人以满足感。他的这些方法，在整个银行系统引起不小轰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当代中国经济理论要览》一书中予以重点推荐。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年骑着自行车到珠海打探共产党的那个小伙子，如今已是一位步态蹒跚的老人了。然而，2006仲夏的一天，笔者一行来到梁庆耀惠州家中去采访他时，老人对笔者一行说：“我是被组织处理过的人了，没有什么正面意义，还是不采访的好。”

经梁庆耀的老伴介绍，笔者大致知道了其中原委——

1992年，工商银行总行开会，要求各分行改善职工生活，但经费须各分行自行解决。这一精神被全国各分行解读为总行默认或允许大家搞账外经营。于是，各分行纷纷着手账外经营，一时间成为一种时尚。对此问题，梁庆耀历来认为银行不应这样搞，先是顶着不干，后来一方面是因为全国各分行都搞得轰轰烈烈，另一方面本行内部多数领导力主跟风，在此情况下，梁庆耀只好顺应潮流同意也搞账外经营。梁庆耀是一个不干则已要干就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的那种人。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到1994年他退体时，账外经营盈利竟达4000余万元。他把这笔款交到新任领导手中，再三嘱咐这笔钱一定要管好用好。梁庆耀退休两年后，也即1996年时，总行要求各分行停止账外经营，并划了一条线，即到1996年为止，之前搞账外经营的不予追究，但之后还搞的一定要追究领导责任。这时梁庆耀虽然退休了，此事虽早已与他无关，但还是提醒新任领导要执行总行指示停止账外经营。然而，十分奇怪的是，2000年9月的一天，省行某领导来到惠州，在没有与梁庆耀事先任何谈话的情况下，把一纸对梁庆耀党内处分文件交到梁庆耀手中。文件中讲了梁庆耀的两条错误，第一条是办公大楼有严重质量问题，属危房，梁庆耀负有领导责任；第二条是梁庆耀在任期间进行了大量账外经营。结论是开除党籍，撤消正处级待遇，工资降二级。

对此处分文件，笔者对梁庆耀提出三点疑问：第一点，1996年，工商总行划了一条线：1996年以前搞账外经营的不予追究，其时，你已经退体两年时间了，怎么会追究到你呢？每二点，据说国家有关规定指出，凡大楼在投入使用15年之后，不存在危房责任问题，而工商惠州分行办公大楼投入使用早已超过15年，而且至今仍在使用，何以还要追究危房责任？第三点，文件是中共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纪委下发的，属于党内文件，党内文件怎么还可以发布行政处分决定？

对于此三个问题，梁庆耀没有回答，或者说他是不想回答。他对笔者一行说：“其实，对比党内很多大人物都曾经蒙受过许多不白之冤，我这一冤屈实在算不了什么。我也不打算去申诉平反翻案了，免得给领导添麻烦。再说，我现在有儿女照顾，生活也不存在困难，撤消处级待遇没关系，工资降两级也没关系。我心里痛的只是党籍问题，我毕竟在党快半个世纪了，我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和价值都在党的事业上，离开了党，我就像一棵没有了根的树……”

说到这里，梁庆耀禁不住掉泪了。

的确，与党的历史上的众多冤假错案相比，梁庆耀的这桩案子委实算不了什么，但是，在今天，在我们经历过无数惨痛教训后的今天，对一个把一生都献给党的好同志，我们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无端地伤害他们，我们的良心何在？